土地革命路線的形成
在最初的土地革命實踐中，出于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憤恨，也由于缺乏經驗，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沒收一切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分配給農民耕種，一切私有土地完全歸蘇維埃國家的勞動平民所公有。“左”的政策，給初期的土地革命帶來了危害。
黨的六大總結了土地革命的經驗教訓，將沒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為沒收地主階級一切土地的政策，提出要聯合中農，區別對待富農使之中立，保護工商業，并肯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隨著各根據地土地革命的廣泛開展，全黨對土地分配政策的探索取得新進展。如在贛南、閩西根據地，提出分田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但是，在如何對待富農和土地所有權問題的探索上，則出現較大的曲折。在一段時間里，各根據地貫徹了六大確定的中立富農的政策，但很快就發生變化。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指示信，批評中共六大及其后提出的“不要故意加緊反對富農”和“聯合富農”的口號，是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要求加緊進行反對富農的斗爭。
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根據地建立之初，主要任務是發動農民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只在小范圍內試行，隨著根據地的逐步穩定而在邊界各縣全面展開。起初，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土地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辦法。這種辦法存在侵犯中農利益，使中間階級受到打擊的問題，導致中間階級反水，根據地經濟蕭條。前委書記毛澤東很快發現并糾正了實際工作中存在的錯誤，在1928年11月紅四軍黨的六次代表會上，提出了“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的提案。
1929年初黨的六大精神傳達到井岡山后，又結合實際領導制定了關于土地問題的一系列法令法規，主要是將大中小地主、地主與富農區別開來，集中力量打擊大中地主。經過不斷探索和總結，中國共產黨初步形成了一條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保護中小工商業，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線，以及有關的基本政策，解決了在農村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為以后贛南根據地的形成發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中，毛澤東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移到農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因此，根據地政權建設走出了一條由下而上、由分散而集中、由局部到全國的發展道路。黨的六大后，各地黨組織抓住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開辟、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縣、區、鄉各級工農民主政權。到1930年夏，全國已建立大小十多塊農村革命根據地。全國先后創建有13塊比較大的蘇區，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廣東、廣西、海南、河南、四川、貴州、陜西、甘肅、寧夏等15個省的邊界地區或遠離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區，紅色區域約40余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3000萬。1933年秋，中央蘇區疆域全盛時期，共轄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60個行政縣，約有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450多萬。
工農民主政權建設中的統一戰線
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中央根據地軍民連續取得三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共中央決定以贛南閩西根據地為依托，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舉行，來自各根據地、紅軍部隊，及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作了《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土地法、勞動法、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法律文件，選出了63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這個政府是與國民黨政權性質根本不同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新型政權。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規定：蘇維埃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蘇維埃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大會閉會期間，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等等。憲法大綱以法律的形式對蘇維埃政權體現工農民主統一戰線性質作出了保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的是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制，通過召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吸收工農群眾參加政權，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這種制度體現了工農群眾的利益和要求。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第一個國家形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盡管這是黨開始在局部地區執政，但蘇區的廣大工農大眾第一次享受了民主權利，成了國家的主人和社會的支柱。蘇區各項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在實際斗爭中堅持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做法，比如貫徹落實土地革命路線，建立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團結爭取了大批商人、知識分子、醫生等中間階層，第一次以國家憲法的名義頒布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開展了策反兵運、爭取地方農民武裝加入紅軍和游擊隊等統戰工作。所有這些，對于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壯大和發展，對于蘇維埃紅色政權的創立和鞏固，對于黨的建設和武裝斗爭的勝利開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8年6月，黨的六大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歷史環境下召開。六大在作出重要歷史貢獻的同時，由于對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一方面承認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另一方面又強調中國革命的動力“現在只是中國底層無產階級和農民”，把城市小資產階級排除在革命動力之外；一方面正確認定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又錯誤地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對其他黨派也不加區別地視為敵人，把鄧演達、譚平山組織的“第三黨”等，看作是“統治階級的奸細”這表明當時黨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沒有把策略觀點著重放在爭取中間階級上”，而且，六大還不適當地強調黨員成分的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不適當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系等。這些使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策略的制定和實行存在很大局限性，后來被“左”傾路線片面發展和擴大了，特別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時期，這種反對民族資產階級，排斥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急劇發展，使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策略在實踐中備受挫折，使黨和革命受到嚴重損害，直到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以后才得以糾正。
來源：“統戰新語”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