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導讀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統一戰線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建立起一個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領導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在土地革命時期，黨緊緊依靠農民這個革命主要同盟軍，建立和鞏固工農民主統一戰線，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當日本侵略者發動侵華戰爭，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之時，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西安事變，特別是全國抗戰的爆發，促進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掀起了全民族抗戰的新高潮。
革命形勢轉入低潮
1927年春夏，蔣介石和汪精衛集團相繼叛變革命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全國性政權。國民黨反動統治者用法律、行政、特務、軍事等手段殘酷地鎮壓任何革命活動。中國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加入共產黨成為最大的“犯罪”。據不完全統計，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慘遭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就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許多黨員同黨組織失去聯系，一些不堅定分子公開宣布脫黨，有的甚至公開向敵人懺悔，攻擊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出賣黨的組織和同志，黨員人數銳減至1萬多人。黨的組織被迫轉入地下活動，革命形勢進入低潮。
調整統一戰線工作方針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
會議徹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選出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常委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周恩來等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八七會議對統一戰線經驗教訓作了初步總結，強調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方針必須根本轉變。
一是必須把著眼點轉向發動工農上，“與工會農會建立密切的關系。指導他們，使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這方面去”。共產黨要獨立地領導革命斗爭，就必須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才能得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和參加，才能使開展武裝斗爭和建立革命政權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二是必須將工人運動和農民武裝暴動互相結合，實現“工農獨裁”的政權目標。同時也要與國民黨左派、下層群眾、下層組織聯合。
三是必須保持“共產黨自己獨立的政治面貌”。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關系上，“不是共產黨領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上層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虜了共產黨的指導者”。
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由對國民黨工作轉向發動工農群眾上來，這對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建立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策略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周恩來等作報告。大會指出，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批判了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所謂“不斷革命”論的觀點。大會指出，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即低潮時期，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而不是立即舉行全國性的起義，強調“左”傾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是當前使黨脫離群眾的“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大會制定了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的策略。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中明確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要“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鞏固工人階級與共產黨在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強調堅決反對強迫工人罷工和盲目實行武裝暴動，必須用最大努力恢復革命工會，盡可能地領導群眾的日常的經濟政治斗爭，同時，要善于利用一切合法斗爭手段。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中國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問題，對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左”傾冒險計劃，使黨和革命事業損失嚴重。9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六大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會議還制定了建立下層統一戰線的方針，提出：必須實行“下層群眾的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爭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爭之中，共產黨應當和非共產黨的一般下層群眾團結起來實行斗爭，獨立的去領導他們的運動，使這些運動都走到蘇維埃政權的總口號之下來。
統一戰線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群眾作為革命的基本力量，為中國共產黨深入開展土地革命，鞏固工農聯盟，發展壯大工農紅軍，不斷擴大根據地提供了政治和理論基礎。因此，這個時期的統一戰線性質是，“反封建壓迫、反國民黨統治的工農民主的民族統一戰線”。
來源：“統戰新語”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