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蒙古語意為“青城”，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北枕大青山，南瀕黃河水，土地肥沃，水草豐美。這座草原之城的建設和發展，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進程如影隨形。
因交往而建城
呼和浩特古屬云中郡、定襄郡，“胡服騎射”“昭君出塞”等故事與這里密切相關。魏晉以降，呼和浩特地區成為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樞紐。魏晉時期，拓跋鮮卑從河套地區遷到呼和浩特平原后，在此地設“北都”，稱“盛樂城”，遺址在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這一時期，鮮卑、匈奴、烏桓、柔然、丁零、漢等民族在此生活，北朝民歌《敕勒歌》所言“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描繪的就是這里充滿生機的景象。鮮卑在這里與其他各民族融合發展，進而逐鹿中原。
隋唐之際，部分中原人口漸次遷至呼和浩特地區，農耕生產技術不斷發展，一些少數民族由傳統游牧業轉而從事農業、商業，呼和浩特地區漸漸形成了“畜牧蕃息”“年谷豐登”的景象，因此到遼宋金元時期，這里被稱為“豐州”。此時的豐州不僅是中原通往漠北的重要驛站，也是中西交通要道和軍事要地。遼代設豐州榷場，進行管理并收稅，草原與中原的商貿交流進一步拓展。金元時期，越來越多的中原百姓遷入此地墾殖農耕，工商手工業和集市貿易更加繁榮。在呼和浩特城東，屹立著建于遼代的萬部華嚴經塔，又稱“白塔”，題記用漢、蒙古、契丹、女真、畏兀兒、八思巴六種文字書寫。
有明一代，北元勢力始終是困擾明朝的軍政大事。隆慶年間，“隆慶和議”開啟了明朝與蒙古右翼諸部大規模通貢互市局面。隆慶六年（1572年），在阿拉坦汗主持下，一座宏偉壯麗的城池在草原上破土興建，1575年建成，1581年進行了大規模擴建。應阿拉坦汗之請，明神宗為其賜名“歸化城”。隨著城市貿易的發展，草原牧區出產的馬匹、牛羊、氈裘等集中到這里，用以交換中原的糧食、布匹、鍋釜、農具，甚至糖果、糕點等，西北地區和漠北蒙古各部的商隊也慕名前來。
隨著各民族經濟聯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呼和浩特由游牧—農耕為主的雙向交流，逐步發展為多民族跨區域的多向交流。可以說，各民族交流的需要開啟了呼和浩特地區的城市史，而城市的興建又恰恰是社會文明的表征之一。
在交流交融中繁榮
在清代鞏固大一統國家的過程中，呼和浩特的城市建設、商貿交流和民族交融發展到了新的歷史階段。康雍乾時期，地處漠南、漠北與漠西蒙古之間的呼和浩特成為清朝治理北疆的政治前哨和軍事要塞。清朝多措并舉，不斷強化歸化城建設。
康熙年間，擴建修繕歸化城，并增筑外城，形成由城外甕城、城內鼓樓、文廟等建筑構成的古代中國城市樣態。其中，內城主要為土默特都統官署等駐地，外城以蒙漢官員宅邸、鋪面等為主，城四周則分布民宅市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將女兒恪靖公主嫁入蒙古喀爾喀部，為其在歸化城北門外修建公主府，并賜大量土地。此后，大批八旗兵丁及家屬、隨公主而來的家丁等來到呼和浩特，還有少量索倫兵丁調入綏遠城駐防。
雍正十三年（1735年），為鞏固統治，清朝決定在歸化城東北處選址另建新城。這一工程歷時4年，除本地民眾外，還招募了大批中原工匠參與建設。新城周圍九里，四門之外有甕城、石橋、城壕等，為棋盤方整形狀軍事駐防城。新城被稱為“綏遠城”，設正一品綏遠將軍統轄漠南，并常駐八旗兵四千，配備鳥槍火炮等武器，設武器庫。
乾隆年間，平定蒙古準噶爾部后，大軍班師路過呼和浩特。據《歸綏縣志》載，“回民隨軍至者一二千人，初居八拜村，乾隆五十四年遷舊城”。這些人既有務農經商的，也有養駝傭工、做餐飲的。
清朝崇奉藏傳佛教，在用兵西北的同時，大力支持修建寺廟。康熙年間，呼和浩特曾掀起大規模建廟熱潮，形成“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連綿召”格局，同時還建設了清真大寺、關帝廟、龍王廟、觀音廟等。寺廟工程吸引著各地的能工巧匠和民夫前來，人口聚集助推商業繁榮，在寺廟建設和貿易活動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呼和浩特逐漸成為清代北疆各民族部落首領進京朝貢的商貿驛站和文化交流樞紐。
清代用兵西北是一個系統工程，“西師”與“南巡”相輔相成。在此過程中，以晉商為主，包括山陜直隸商人、蒙古商人、西路回商等，以呼和浩特為重要節點，形成了全國一體的商業市場網絡。從中原赴草原貿易的商幫稱為“旅蒙商”，以“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為代表的各家商號，總部多設在歸化城，并在庫倫、烏魯木齊等地設立分號。商幫以駝隊、馬隊為主要運力，將北方民眾生活所需的茶葉、布匹等由中原地區經呼和浩特發往草原各地，并沿著草原絲綢之路，遠抵俄國、中亞乃至歐洲。同時，將草原各處出產的牲畜、皮張、藥材等經呼和浩特運銷中原。綏遠城建成后，隨著八旗駐防、農田墾殖、商賈往來，商業更為繁榮。有售賣生活用品的雜貨店、綢緞莊、銀樓，有收售手工藝品、糧食等產品的商行貨棧，還有各色飲食店、茶館、酒樓、戲園等，城外各族移民聚居的“板升”，也發展成各類專業的手工業、加工業和農牧業村落。
和諧交融的民族關系是商業繁榮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和睦共處，旅蒙商多習蒙古禮、吃蒙餐，不少商人與當地蒙古族通婚生子。在以歸化城為節點的萬里茶道上，最出色的商號伙計往往通曉漢語、蒙古語等多種語言，沿途驛站的漢族商戶熟稔蒙古語，很多蒙古族商戶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漢語。歸綏方言的漢語詞匯中，也植入很多蒙古語詞匯，如“不浪”（水泉）、“淖爾”（湖泊）等。晉陜流行的信天游等民歌小調，與蒙古族民歌融合，形成“爬山調”“二人臺”等具有歸綏地方特色的戲曲。飲食方面，各民族共享過油肉、水晶肘子、葷素糕點、燒麥等美食，而草原的牛羊也經歸化城趕往北京，供居民食用。
可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僅讓呼和浩特這座城市更為繁榮興盛，也推動了中原與北疆地區的貿易往來，保障了中原和北疆民眾的生活所需，讓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更為強大。
（作者：狄鴻旭，系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來源：中國民族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