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察時強調，“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要充分認識多元文化互動交融的獨特作用，運用考古成果說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揭示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
多元一體的史前文化格局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礎
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來，學者對于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經歷了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文化西來說”、30年代至40年代的“東西二元對立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原地區一元說”和80年代以來的“滿天星斗說”“多元一體說”等，有學者進一步將之闡述為“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
距今6000年前后，因自然環境和地緣關系差異，不同區系的史前文化傳統，已開始左右著人們未來的文明化道路選擇。面向海洋的東部區系傾向以小集體為本位，樂于使用材料稀缺或工藝復雜的器物進行精神層面的交流。中部區系則傾向以大集體為本位，通過更為務實、簡約的儀式活動，聯絡社群關系。當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灘遺存、崧澤—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和廟底溝文化先后跨入文明門檻，跨越區域的文化交流、不同信仰和社會發展取向之間的交流互鑒頻繁出現。
中原地區由于地理區位的特殊性，成為各支強勢文化交流碰撞之要沖。龍山文化至二里頭文化階段，是東亞大陸史前社會發展劇烈變遷的時期。隨著紅山文化、良渚文化消亡，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直接參與到中原地區激烈的交流碰撞之中，和陜北地區出現的石峁、蘆山峁等文明“新星”一起，在波瀾壯闊的逐鹿中原的大潮中，融匯到中原這一文化中心。在二里頭文化中，匯集著來自眾多早期文明直接或間接的給養，二里頭文化所代表的夏代政體也將這一新興的王權國家的文化因素和政治組織模式向四方傳遞。
多元文化互動是夏商周王朝賡續前行的重要動力
二里頭王國政體是龍山文化時期的早期國家之間不斷聯合與對抗、淘汰與整合的產物，二里頭文化的形成昭示著東亞大陸歷史上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正式出現。其中心在中原地區，為此后數千年政治格局的演進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歷史基礎。
居天下之中的“華夏中國”，長期成為政治正統的象征。《荀子·儒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這句話說明了環境對人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看，四方之國若入主中原，便為華夏，商、周王朝莫不如此。
大致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時期，在豫北冀南地區分布著下七垣文化。學者大多將之同“湯革夏命”以前的先商文化相聯系，指出漳河型和輝衛型下七垣文化因素南下，并與西進的岳石文化因素結群而至，是導致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四期偏晚階段遺存性質突變的根本原因。
約在二里崗上層時期至殷墟文化時期，在陜西渭水河谷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區，發現有鄭家坡文化、碾子坡文化、劉家文化等與此后西周文化存在密切源流關系的“非商”文化。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至殷墟文化時期，在陜西寶雞市扶風、岐山一帶的周原遺址中，已存在較為復雜的社會組織，并顯示出較高的文明程度，證明先周政體在商朝末期已是很有實力的一個方國。西周代商后，周王朝進一步吸取并發展“家天下”的政治組織模式，通過政治、軍事手段保障且不斷強化著以“華夏中國”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差序格局。“華夏中國”的王權模式，也不斷影響著周邊地區政體的發展。
春秋時期，周王室權威日漸衰落，實際控制范圍已經很小，只限于洛陽東周王城一帶。諸夏之中，晉、鄭、齊、燕勢力較大，而西北的秦，長江中游的楚，江南地區的吳、越，都躍躍欲試，試圖再次逐鹿中原。戰國伊始，三家分晉，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并起，展開長期的戰爭，秦國獲得了最終的勝利，不但實現了中原和長江流域的統一，還南平百越，大力推行郡縣制，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
在周王朝分封制的實施過程中，孕育了很多與周類似的政體。比如，在分封同姓或關系緊密的異姓中實際控制北方的晉、控制東北方的燕、控制東部的齊，以及后來實際占據關中周人故土的秦、占據江漢地區的楚，其政體顯然也受到了周王朝影響的。可以說，分封制雖然削弱了周王室的集權，卻擴散了中華正統觀。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
來源：中國民族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