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扶貧開發。擔任總書記的第二次國內考察，他就到貧困縣阜平查看貧困狀況，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扶貧開發戰略思想。2013年底，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重要思想。我理解，精準扶貧思想的提出，其深刻的時代背景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共產黨執政的初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目標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進程中，始終堅持著緊密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初心”。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力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不斷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推向前進。他強調，“沒有全民小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沒有人掉隊的小康。我們到時候不能一邊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另一邊還有幾千萬人口的生活水平處在扶貧標準線以下，這既影響人民群眾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滿意度，也影響國際社會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認可度。他指出，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沒有貧困人口的脫貧，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關鍵在于補齊“短板”，其中必須補好扶貧開發這塊“短板”。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扶貧開發工作，把扶貧開發擺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上升到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高度。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

（二）經濟發展帶動減貧效果弱化

長期以來，我國實施的是政府主導、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的扶貧開發模式。其中以市場主體為牽引的經濟增長為農村持續大規模減貧提供了強勁動力，成為重要推動力量。從減貧過程看，1978-1985年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上億貧困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擺脫了貧困。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大規模農村勞動力向城鎮非農就業轉移，貧困農戶非農收入快速增加，保持了農村大規模減貧的持續進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特別是我國進入經濟增長新常態后，經濟增長帶動減貧效益下降。經濟增長的主體產業（新業態）的益貧性低，農業的規模經營和資金密集趨勢也在逐步增強，通過勞動力轉移、農業經營增收脫貧的局限性逐步明顯。與此同時，社會轉型步入各類利益沖突、社會矛盾多發期。經濟增長變緩，弱化了經濟發展對社會結構性矛盾的正向作用，凸顯了社會矛盾和風險，社會負能量在增加。提升農村扶貧效益，有效解決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突出問題，是促進共同發展、彰顯執政為民理念、營造共謀共富社會氛圍，將社會負能量轉化為社會治理建設性力量的有效路徑。

（三）貧困治理困境與貧困固化趨勢增強

一般來說，在政府、社會、市場多元貧困治理格局中，某一方力量的變化都會改變貧困治理格局，帶來治理困境問題。當經濟增長帶動減貧強勁時，政府貧困治理中存在的減貧效益不高以及一些問題，并不會對減貧大局產生較大影響。但當經濟帶動減貧弱化后，如果公共力量特別是政府貧困治理能力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就會影響到減貧進程及效果乃至格局，比如導致貧困結構化問題等。長期以來，我國政府貧困治理中扶貧瞄準偏離問題一直沒能很好解決，不少扶貧項目粗放“漫灌”、針對性不強等問題比較普遍。我國扶貧標準提高后，貧困人口規模較大幅度增加。其中相當一部分剩余貧困人口貧困程度深、致貧原因復雜、自我發展能力弱、返貧現象突出。這些貧困人口較難通過經濟增長帶動實現脫貧，政府傳統扶貧治理方式效果已經十分有限，而這些貧困人口問題能否有效解決，將會影響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如期實現，甚至是通過貧困代際傳遞造成貧困固化。

二、深刻領會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

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形成有其實踐基礎，是來源于實踐、指導實踐，又在實踐中檢驗并逐步發展完善。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體系主要由其哲學基礎、政治基礎和豐富內涵構成，時代價值和意義既體現在指導國內精準扶貧理論創新、頂層設計、基層實踐上，也體現在為全球減貧治理提供中國方案上。

（一）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形成與發展

1.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末期，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工作期間提出了“弱鳥先飛”“滴水穿石”“四下基層”等許多發展理念、觀點和方法。其中不乏精準扶貧的理念，如：因地制宜發展經濟是“弱鳥”先飛且飛得快和高的重要途徑，等等。2012年底，習近平同志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指出，推進扶貧開發、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首先要有一個好思路、好路子。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規劃、找準突破口。要做到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宜開發生態旅游則搞生態旅游，真正把自身比較優勢發揮好，使貧困地區發展扎實建立在自身有利條件的基礎之上。“因地制宜”“理清思路”“找準突破口”的論述，表明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已處于萌芽時期。

2013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概念，他指出，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

2014年10月的首個“扶貧日”，習近平同志做出重要批示，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對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要格外關注、格外關愛，……加大扶持力度，善于因地制宜，注重精準發力，充分發揮貧困地區廣大干部群眾能動作用，扎扎實實做好新形勢下扶貧開發工作，推動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加快脫貧致富步伐。

2014年11月初，習近平同志在福建調研時指出，當年蘇區老區人民為了革命和新中國的成立不惜流血犧牲，今天這些地區有的還比較困難，要通過領導聯系……，加快科學扶貧和精準扶貧。這表明習近平同志將精準扶貧視為扶貧開發方式的新要求。

在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指引下，我國精準扶貧實踐不斷深入推進。2013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提出以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為核心的六項機制創新和十項重點工作。圍繞該文件相關部委出臺了《關于改進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工作的意見》《關于印發<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關于印發<扶貧開發建檔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方案》）等配套政策文件。特別是《通知》和《方案》的出臺，將精準扶貧要求落實到行動與實施層面。

2.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發展和完善

2015、2016年，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逐步上升為國家扶貧開發戰略，并不斷豐富和完善。2015年2月，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向參會市縣委書記提出“如何打好扶貧攻堅戰、加快改善老區老百姓生活”等四個問題，并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使命感，……貫徹精準扶貧要求，做到目標明確、任務明確、責任明確、舉措明確，把錢真正用到刀刃上，真正發揮拔窮根的作用。

2015年6月，習近平同志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進一步指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各地都要在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上想辦法，出實招、見真效。……要因地制宜研究實施“四個一批”的扶貧攻堅行動計劃，即通過扶持生產發展一批，通過移民搬遷安置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過醫療救助扶持一批，實現貧困人口精準脫貧。

2015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系統闡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標志著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形成。會后，頒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扶貧開發工作作為重大政治任務來抓，實施全黨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脫貧攻堅戰。

2016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提出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堅持精準幫扶與區域整體開發有機結合，大力推進實施一批脫貧攻堅工程。《規劃》系統闡述了“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工作的指導思想、目標，以及產業發展脫貧等多項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脫貧的具體路徑和方法。為貫徹落實《決定》，中央及有關部門先后出臺了一百多項政策文件，表明以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導的脫貧攻堅頂層設計“四梁八柱”基本完成。

（二）習近平精準扶貧的思想體系

1.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哲學基礎

實事求是和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同志對黨的思想路線的概括與體現，要求從實際出發，探究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進入脫貧攻堅階段，中央對扶貧開發提出了更高要求（扶貧脫貧“不落一人”），同時扶貧形勢出現了新的變化（經濟帶動減貧效益下降），這就需要在農村貧困治理中堅持實事求是和從實際出發原則，從實際出發，探析貧困現象的客觀實在，探尋消除貧困的良方。習近平同志指出，發展是甩掉貧困帽子的總辦法，貧困地區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把種什么、養什么、從哪里增收想明白，幫助鄉親們尋找脫貧致富的好路子。

普遍聯系與統籌兼顧。貧困問題的產生并非僅是貧困個體自身的原因，也與資源的擁有和利用、社會制度安排等相關。這就要求我們要用整體的角度去看待貧困和反貧困，既要從貧困者自身角度提出扶貧方案，也要看到貧困對社會發展全局的影響，將扶貧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劃之中，統籌安排，形成整體聯動。習近平同志指出，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沒有貧困人口的脫貧，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關鍵在于補齊“短板”，其中必須補好扶貧開發這塊“短板”。

對立統一與重點論。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規律，包含了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的統一性與斗爭性、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矛盾雙方發展的不平衡性。從矛盾學說來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又具有特殊性，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特點，不同的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各自不同，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重點論強調分析和解決矛盾必須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習近平同志指出，抓扶貧開發，既要整體聯動、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點、加強對特困村和特困戶的幫扶。

2.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政治基礎

我國農村貧困人口規模大，貧困程度深、致貧原因復雜。在脫貧攻堅階段，扶貧干預主體多元、資源投入大，有序、有效推進脫貧攻堅系統工程，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力。黨和政府領導和主導、多元力量參與是我國貧困治理的重要特色。黨的堅強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是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重要政治基礎，是形塑現有扶貧治理體制機制重要保障。政治的穩定和優勢，轉化為我國扶貧開發的規劃性和持續性優勢。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以及長期堅持實施具有共同富裕性質的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定點扶貧，體現了我國在貧困干預上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脫貧攻堅階段，脫貧任務重的省份把脫貧攻堅作為“十三五”期間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來抓，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扶貧，黨政一把手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層層落實責任，實行嚴格責任制度。同時，向貧困村派出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把脫貧攻堅任務落實到“最后一公里”，不脫貧不脫鉤。

（三）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價值意義

1.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國內價值

扶貧理論創新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扶貧開發步入攻堅拔寨重要時期，貧困問題的復雜性、艱巨性前所未有，扶貧理論創新迫切。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理論指導價值體現在建構綜合性扶貧治理、內生型反貧困理論等方面。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將條件差、基礎弱、貧困程度深的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作為扶貧開發的重點，分類施策，實施“五個一批”扶貧開發路徑，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戶因村施策。這就要求在反貧困理論創新中探索綜合性扶貧理論，在深刻認識貧困問題復雜性的基礎上，既要注重分析致貧的共性要素，以共性要素為依據，因地制宜探索多層次扶貧脫貧路徑；又要考慮貧困個體致貧的具體因素，開展多層次、精細化的針對性幫扶。他指出，防止返貧和繼續攻堅同樣重要，已經摘帽的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要繼續鞏固，增強“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穩定脫貧長效機制。要加強基層基礎工作。要加強貧困村兩委建設，深入推進抓黨建促脫貧攻堅工作，選好配強村兩委班子，培養農村致富帶頭人，促進鄉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貧工作隊”。貧困人口實現自我發展是扶貧的根本，要把扶貧與扶志、扶貧與扶智相結合，激發內生動力，建立長效脫貧機制。這就要求扶貧理論創新要將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內生發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探討培育貧困群眾內源發展的治理機制，為實現貧困人口自我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脫貧攻堅實踐創新的行動指南。脫貧攻堅時期，農村貧困人口規模龐大，貧困程度深、致貧因素復雜，返貧現象較為突出，并呈現出結構化趨勢。解決貧困問題，除了要下更大的決心和投入更多的資源外，更迫切需要合理、有效的貧困治理新方略。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中“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的要求為脫貧攻堅階段扶貧開發明確了工作目標；“六個精準”的論述為扶貧工作方式轉變提供了方向和著力點，“五個一批”的脫貧路徑論述為扶貧工作指明了工作重點任務；對“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問題闡述為扶貧開發體制機制創新、建構等具有極大的指導價值。

2.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國際價值

習近平同志指出，在實踐中，我們形成了不少有益經驗，概括起來主要是加強領導是根本、把握精準是要義、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參與是合力、群眾參與是基礎。這些經驗彌足珍貴，要長期堅持。我理解，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國際減貧價值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實施綜合性扶貧策略回應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的復雜化和艱巨性。從全球范圍看，致貧原因多元化、差異化普遍存在，貧困問題復雜性增加，面對復雜貧困問題時單一力量或單一減貧措施很難取得突破性成績。在貧困治理中，以扶貧對象需求為導向、分類施策，采取和針對性扶貧措施，扶貧資源供給與扶貧對象需求有效銜接。注重扶貧的綜合性與精準度相結合，制定綜合性扶貧脫貧思路，實施精準扶貧和實現精準脫貧。

二是發揮政府在減貧中的主導作用，以回應全球經濟增長帶動減貧弱化的普遍趨勢。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將加強政府引導和主導作用作為減貧成效提升的根本。在精準扶貧實踐中，我國政府主導了貧困瞄準、貧困干預、脫貧成效評估等減貧全過程。除不斷加大投入外，通過“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管理機制提升政府扶貧整體效能，激發強大的扶貧動能，構筑多元主體參與的扶貧格局。

三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的貧困識別機制，解決了貧困瞄準的世界難題。總體而言，國際的貧困識別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識別方法（如個體需求評估法）和自下而上的貧困識別方法（如以社區為基礎的瞄準方法），且在單獨運用中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貧困識別是一項專業性強、復雜性高的技術性工作，基層干部往往難以勝任貧困識別的專業性工作。在貧困規模龐大的情況下，采用一家一戶的家計調查貧困識別成本高、耗時長，且難以排除貧困變動對識別精準的干擾。而采取統計部門抽樣測算貧困規模、自上而下逐級分解貧困指標的方法較好保證了貧困識別的科學性。通過農戶自愿申請、民主評議等自下而上的識別機制，能提高貧困識別的群眾參與度和監督效果，較好保障貧困識別的真實性。在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指導下，我國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上而下（指標規模控制、分級負責、逐級分解）與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評議）相結合的精準識別機制，對國際減貧瞄準方法的完善具有積極意義。

三、創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體制機制

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核心是從實際出發，找準扶貧對象，摸清致貧原因，因地制宜，分類施策，開展針對性幫扶，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從扶貧開發工作的內容看，集中體現在“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個核心問題上。

（一）“扶持誰”

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解決好“扶持誰”的問題，確保把真正的貧困人口弄清楚，把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解決“扶持誰”的問題，要求實現“扶持對象精準”，具體工作內容為精準識別和精準管理。

2013年底，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提出由國家統一制定識別辦法，并按照縣為單位、規模控制、分級負責、精準識別、動態管理的原則，開展貧困人口識別、建檔立卡和建立全國扶貧信息網絡系統等工作。

2014年5月，國務院扶貧辦等中央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建檔立卡、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等文件，對貧困戶和貧困村建檔立卡的目標、方法和步驟、工作要求等做出部署。2014年4至10月，全國組織80萬人深入農村開展貧困識別和建檔立卡工作，共識別12.8萬個貧困村、8962萬貧困人口，建立起全國扶貧開發信息系統。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全國動員近200萬人開展建檔立卡“回頭看”，補錄貧困人口807萬，剔除識別不準人口929萬。較好地解決了“扶持誰”的問題。

（二）“誰來扶”

習近平同志指出，要解決好“誰來扶”的問題，加快形成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做到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

近年來，我國建立起脫貧攻堅責任體系。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脫貧攻堅任務重的省份黨政主要負責人向中央簽署脫貧責任書，層層簽訂脫貧責任書、立下軍令狀，形成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抓扶貧工作格局。要求普遍建立干部駐村幫扶制度，期間全國共選派77.5萬名干部駐村幫扶、19.5萬名優秀干部到貧困村和基層組織薄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解決扶貧“最后一公里”難題。東西扶貧協作深化，結對關系調整完善。東部267個經濟較強縣（市、區）結對幫扶西部406個貧困縣，中央層面共有310個單位定點幫扶592個貧困縣，實施“百縣萬村”行動、“萬企幫萬村”等社會扶貧。

（三）“怎么扶”

習近平同志指出，要解決好“怎么扶”的問題，按照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實施“五個一批工程”。要提高扶貧措施有效性，核心是因地制宜、因人因戶因村施策，突出產業扶貧，提高組織化程度，培育帶動貧困人口脫貧的經濟實體。

推進精準幫扶工作是解決“怎么扶”問題的重點，實現“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因村派人精準”。瞄準建檔立卡貧困對象，建立需求導向的扶貧行動機制，深入分析致貧原因，逐村逐戶制定幫扶計劃，專項扶貧措施與精準識別結果和貧困人口發展需求相銜接。

2015年11月，頒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進一步闡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中辦、國辦出臺11個《決定》配套文件。2016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三”脫貧攻堅規劃》。自實施精準扶貧以來，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共出臺100多個政策文件或實施方案，各地方相繼出臺和完善“1+N”的脫貧攻堅系列文件。需求導向、導員參與、有效對接的扶貧脫貧幫扶體系業已形成。

（四）“如何退”

習近平同志指出，精準扶貧是為了精準脫貧。要設定時間表，實現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癥。要留出緩沖期，在一定時間內實行“摘帽不摘政策”。要實行嚴格評估，按照摘帽標準驗收。要實行逐戶銷號，做到脫貧到人，脫沒脫貧要同群眾一起算賬，要群眾認賬。

2016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對貧困戶、貧困村、貧困縣退出的標準、程序和相關要求做出細致規定，為貧困人口退出提供制度保障。嚴格實施考核評估制度，組織開展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工作成效考核，就各地貧困人口識別和退出準確率、因村因戶幫扶工作、群眾滿意度、“兩不愁三保障”實現情況等開展第三方評估；結合收集的情況和各省總結，按照定性定量相結合、第三方評估數據與部門數據相結合、年度考核與平時掌握情況相結合的原則，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脫貧攻堅成效開展綜合分析，形成考核意見；對綜合評價好的省份通報表揚，對綜合評價較差且發現突出問題的省份，約談黨政主要負責人，對綜合評價一般或發現某些方面問題突出的省份，約談分管負責人。將考核結果作為省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和領導班子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

四、習近平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實踐成效

2014年1月，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為標志，我國開始實施精準扶貧。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為標志，在全國范圍全面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目前，我國精準扶貧取得顯著成效。

一是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貧困發生率持續下降。按現行國家農村貧困標準（2010年價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測算，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至2016年的4335萬人，累計減少5564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391萬人；全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由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6年的4.5%，下降5.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4個百分點。內蒙古、廣西、貴州、云南、西藏、青海、寧夏、新疆等民族八省區農村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21.1%下降到2016年的9.4%，累計下降11.7個百分點，年均下降2.9個百分點。貧困規模從2012年的3121萬人減少到2016年的1411萬人，累計減少1710萬人，下降幅度為54.8%。

二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長，增速持續高于全國農村平均水平。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元，名義水平是2012年的1.6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水平是2012年的1.5倍。2013-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連續保持兩位數增長，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10.7%。其中，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355元，是2012年的1.65倍；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水平是2012年的1.52倍，是2010年的2倍，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居民收入提前實現翻番目標。2013-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速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2.7個百分點。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年均實際增長11.1%，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3.1個百分點。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68.4%，比2012年提高了6.2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就業機會增多，工資性收入占比提高。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2880元，與2012年相比，年均增長16.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34.1%，比2012年提高4.1個百分點。統計數據顯示，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對傳統農業依賴下降，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

三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持續提高，質量不斷改善。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7331元，與2012年相比，年均增長11.7%，且連續四年保持兩位數增長，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9.6%。消費結構明顯優化，吃飯穿衣支出占比下降。居住條件不斷改善，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戶均住房面積為137.2平方米，比2012年增加19.1平方米。耐用消費品升級換代，傳統耐用消費品擁有量穩步提高。

四是貧困地區農村生活條件得到改善，教育文化醫療水平明顯提高。

（1）基礎設施條件不斷完善。截至2016年，貧困地區通電的自然村接近全覆蓋；通電話的自然村比重達到98.2%，比2012年提高4.9個百分點；通有線電視信號的自然村比重為81.3%，比2012年提高12.3個百分點；通寬帶的自然村比重為63.4%，比2012年提高25.1個百分點。2016年，貧困地區村內主干道路面經過硬化處理的自然村比重為77.9%，比2013年提高18個百分點；通客運班車的自然村比重為49.9%，比2013年提高11.1個百分點。

（2）教育文化狀況明顯改善。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16歲以上家庭成員均未完成初中教育的農戶比重為16%，比2012年下降2.2個百分點；79.7%的農戶所在自然村上幼兒園便利，84.9%的農戶所在自然村上小學便利，分別比2013年提高12.1和6.9個百分點；有文化活動室的行政村比重為86.5%，比2012年提高12個百分點。

（3）醫療衛生水平顯著提高。2016年，貧困地區農村擁有合法行醫證醫生或衛生員的行政村比重為90.4%，比2012年提高7.0個百分點；91.4%的農戶所在自然村有衛生站，比2013年提高7.0個百分點。

五是我國為全球減貧作出重大貢獻。按照現行農村貧困標準測算，從1978年到2016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3億，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6年的4.5%。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國際極端貧困標準，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最新數據，1981年至2013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8.5億，占全球減貧總規模的69.3%，為全球減貧作出重大貢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在全球減貧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中國精準扶貧的新理論、新實踐為全球減少貧困提供了中國方案。

五、全面深化改革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2017年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深化之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脫貧攻堅形勢和更好實施精準扶貧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言必信，行必果。農村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是我們作出的莊嚴承諾。要強化領導責任、強化資金投入、強化部門協同、強化東西協作、強化社會合力、強化基層活力、強化任務落實，集中力量攻堅克難，更好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確保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3月，習近平同志在兩會期間提出“繡花式”精準扶貧重要思想。3月31日，習近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聽取2016年度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情況匯報，對嚴格考核、確保精準退出作出新部署。6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山西太原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研究破解深度貧困問題之策。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論述，豐富發展了精準扶貧思想，為深化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貫徹落實到實踐中。

（一）堅持目標標準，確保完成任務。脫貧的標準就是“兩不愁三保障”，不能盲目提高，也不能降低標準，時限就是2020年，不能急躁，也不能拖延。從當前情況看，按照現有的政策力度和工作力度，只要真抓實干，是可以實現脫貧目標的。一要調整完善脫貧攻堅滾動規劃和年度計劃。貧困縣一般應在2019年前摘帽，貧困人口應在2020年如期脫貧。低保兜底盡量往后靠，對那些確實不能依靠自身努力脫貧的，到最后才低保兜底。脫貧規劃要有合理時序，既要防止急躁，又要防止拖延。二要保持脫貧攻堅政策穩定。包括貧困縣黨政正職穩定、駐村幫扶、東西部扶貧協作、黨政機關定點扶貧，2020年前都不變。三要在做好貧困縣貧困村脫貧攻堅同時，高度重視非貧困縣非貧困村脫貧攻堅，防止出現死角。

（二）堅持問題導向，解決困難問題。針對當前突出困難和問題，一要集中力量攻堅。要進一步瞄準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因病致貧貧困戶。加大對典型深度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支持力度。組織實施貧困村提升工程，培育壯大集體經濟，完善基礎設施，打通脫貧攻堅政策落實“最后一公里”。落實健康扶貧政策，降低因病致貧貧困戶醫療費用支出，進一步解決大病和慢性病治療、救助問題，減輕貧困家庭醫療負擔。二要抓好考核發現問題整改。糾正不嚴不實不精準，特別是要糾正形式主義，嚴防弄虛作假。要通過教育培訓等措施，增強基層扶貧干部“繡花”能力，提高貧困識別、幫扶、退出精準度。

（三）堅持基本方略，打牢精準基礎。一要完善建檔立卡，摸準貧困底數。準確識別貧困戶是很難的，農村基礎薄弱、情況復雜，人口流動性大，加上人情社會、落后觀念等因素，難度更大。精準永遠在路上。下一步，要把符合建檔立卡條件的貧困人口全部納入，只要是貧困人口，不管什么原因、什么類型，都應納入，做到不落一人。與此同時，還要對2014年以來的脫貧人口返貧情況進行調研，探索建立穩定脫貧長效機制。二要規范駐村幫扶，增強基層力量。中央要求，每個貧困村都要派駐村工作隊，每個貧困戶都要有幫扶責任人，實現全覆蓋。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積極幫助群眾出主意干實事，推動各項扶貧措施落地落實，打通精準扶貧“最后一公里”。國家層面將出臺指導意見，各地要加強駐村干部管理，加強貧困村兩委建設，選好配強村兩委班子，培養一支永遠不走的工作隊。三要強化資金監管，提高使用效益。繼續加強紀檢、檢察、審計、財政監督和群眾、社會監督，把鄉村兩級組織作為重點，加大懲處力度，保持高壓態勢。全面推進貧困縣財政涉農資金統籌整合，加大指導督促檢查，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率和效益。進一步完善扶貧資金公告公示制度，提升扶貧資金項目透明度。

（四）堅持從嚴考核，倒逼真抓實干。考核是全面從嚴治黨在脫貧攻堅領域的重要體現，是倒逼各地抓好落實、檢驗脫貧質量的重要手段。按照中央要求，繼續實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制度，堅決防止虛假脫貧、數字脫貧、一兜了之等敷衍了事、不實不準、弄虛作假行為，倒逼各地落實脫貧攻堅工作責任，把求真務實的導向立起來，把真抓實干的規矩嚴起來，確保脫貧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

（五）堅持改革創新，建立脫貧帶動機制。隨著脫貧攻堅深入推進，難題和矛盾還會不斷出現，必須結合實際，創新扶貧工作方式。鼓勵基層探索試點，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對探索中出現的問題及時糾正。對涉及長遠的問題，思想觀念、陳規陋習等，需要改革，也需要一個過程。

（六）堅持典型引路，總結推廣經驗。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實踐成就，總結各項工作成功經驗，總結產業扶貧、勞務脫貧、易地扶貧搬遷和教育、健康扶貧等重點工作典型范例。繼續開展全國脫貧攻堅獎評選表彰活動，及時發現表彰全國脫貧攻堅模范。建立扶貧先進典型臺賬，及時推廣好的經驗做法。脫貧攻堅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不能就扶貧而扶貧，還涉及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集體經濟、管理水平、思想觀念等。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就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大家知道，在最困難、條件最差的地區，做最精準的事，困難可想而知。因此，深入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舉措落實、政策見效、工作開展還需要一個過程，困難不能低估，問題不能回避。目前從各地實踐看，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還存在以下困難問題。

一是“硬骨頭”還沒有完全精準瞄準。對于深度貧困地區、深度貧困群體的瞄準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深度貧困地區主要是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欠賬較多，貧困發生率高，脫貧難度大的地區。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也是難啃的硬骨頭，這些村居住著60%的貧困人口，大部分貧困村基層組織功能弱化，無人管事；人才嚴重流失，無人干事；村集體經濟薄弱，無錢辦事；基礎設施滯后，陳規陋習嚴重，發展基礎不牢。深度貧困群體主要是因病致貧返貧群體。截至2016年底，全國還有4335萬貧困人口。建檔立卡數據顯示，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比例從2015年的42%上升到2016年的44%。

二是工作中仍存在不嚴不實不精準問題。表現在，脫貧計劃脫離實際。有的地方違背客觀實際，層層加碼提前脫貧時間，患了“急躁癥”。有的地方認為貧困人口不多，脫貧任務不重，按時完成沒有問題，犯了“拖延病”。有的政策措施缺乏針對性操作性，沒有有效落實。有的把脫貧工作“文件化”“會議化”“表格化”，有的把大量資金用在“壘大戶”“堆盆景”“制作精美掛圖展板”上。有的駐村干部不駐村假駐村，幫扶措施沒到位。有的甚至在考核評估中弄虛作假，搞喬裝打扮，組織群眾統一答復口徑，試圖在考核評估中蒙混過關。在貧困識別上，有的地方“搞擺平”，人為割裂低保與扶貧，導致一定數量符合條件的貧困人口未納入建檔立卡。在精準幫扶上，有的表面看幫扶到戶到人，實質上還搞“一刀切”，是縮小版的“大水漫灌”。在貧困退出上，有的算賬脫貧，有的突擊脫貧，有的一兜了之，脫貧質量不高。

三是扶貧資金使用管理存在不精準問題。貪污擠占挪用等老問題仍時有發生，在鄉村兩級尤為突出。中央紀委監察部2016年通報的扶貧領域突出問題325起，有86%涉及鄉村干部。資金閑置滯留等新問題逐步顯現。隨著扶貧投入增多，權限下放到縣，一些地方能力未及時跟上，項目規劃不科學、不合理，“接不住”“整不動”“用不好”。2016年資金閑置問題占到審計發現問題的三分之二。資金使用公開透明不夠。群眾和社會不知道。在老百姓眼里，投向“三農”的錢，涉及農民的事，都和扶貧有關。這方面的監管亟待加強。

四是精準扶貧主體（貧困群眾）內生動力不足問題。從幫扶工作來看，有的地方為圖省事、趕進度，大包大攬、送錢送物，“干部干、群眾看”，造成養懶漢。從貧困群眾來看，有的窮怕了不敢想，安于現狀，單純依靠外界幫扶被動脫貧。有的窮慣了“等靠要”，靠窮吃窮，依賴政策不愿脫貧。如果不能充分發動貧困群眾，扶貧就只是治標不治本，幫扶效果就很難可持續。

藍圖已經繪就，號角已經吹響。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責任制，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深入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