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關于周代禮樂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詩集，戰國末年被列為“經”，2000多年來，各時期學者為《詩經》所做的論著數以千計，特點各異。但不得不提的就是孔子，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研究《詩經》的第一人，他刪詩成300篇，并提出《詩經》的作用應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即詩經是為治國理政所服務的，是要實現孔子心中的“為政以德”。那么《詩經》是如何體現孔子“德政”思想呢？文章主要是從“修己”、“治人”兩方面展開。

　　“君權神授”一直是殷商時期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鳴條之戰、牧野之戰等造成政權不斷更迭的現象，引起了周朝統治者對于“君權神授”觀念的懷疑與反思。既然夏、商之君是“受命于天”，那么他們為何會被天所拋棄，其原因就在于統治者是否敬天，是否重視民意。因此周人得出了“天命不易”“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結論，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政治主張，“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應運而生。

　　第一，保民愛民。民為國之本，君以民之安危為安危，重民應是君主循道為政的必然要求。早于孔子100多年的管仲曾提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與孔子同時代的子產提出“天道遠，人道邇”，孔子在他們的基礎上提出了“愛人”思想，抨擊殘暴統治“苛政猛于虎”，勸導君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把教民作為愛民的手段，以德導之，以禮齊之，讓百姓有恥且格。

　　因此，孔子認為傾聽民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孔子詩論》中說通過《國風》可以了解黎民的真實聲音，能夠體會百姓的憂患情緒，他們的心思盡在《國風》之中。例如《孔子詩論》評論：“《北風》不絕人之怨”，反映了衛國君主殘暴無道，黎民怨恨不已，因而紛紛逃亡的情況。因此孔子贊賞有德之君如召公，召公在位政通人和，百姓安居樂業，因此深受民眾的擁護。

　　《國風·甘棠》全詩三章就表達了百姓感懷召公之仁德，為此而愛惜甘棠，不舍得砍伐、折彎，這首詩可以說是愛民的代表詩作。《孔子詩論》評價說，“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為；惡其人者亦然”。人們的性情就是如此，“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所向則眾望所歸，民心背離則眾叛親離。《大雅·靈臺》記載：“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周文王規劃修建靈臺，百姓聞訊之后，奮勇爭先，樂于為王命效勞，靈臺很快就落成了。眾所周知文王、召公執政時期，政局比較穩定，君民關系“如塤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天下萬民賓服順從。

　　第二，富民利民，使民以時。民富則國富，民強則國強，國家財政、國君之用皆來源于民，國家的存在，須臾不可離民。因此，國君為了政權的穩定，必須要穩定好根基，滿足百姓的日常需求。子曰：“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民貧則國貧，百姓足是君足的前提，百姓不足則君足無從談起，失去了兩者之間的平衡，那么社會自然會失序。在孔子看來“薄賦斂，則民富矣”，民富則安，民貧則亂，亂則國危。

　　《詩經》亦有不少勸導執政者要取民有度、施惠于民的作品，如《國風·碩鼠》中：“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等詩句就運用了借喻的修辭手法，諷刺執政者貪取暴斂，為滿足自己的一己之欲，而置百姓于水火不顧，百姓走投無路唯有流落他鄉。再觀《小雅·雨無正》有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此處怨刺的就是周幽王在位時期天災人禍的危難情形，他寵信佞臣，加重賦稅，造成了周王朝政事荒怠，百姓饑饉，社會混亂，終而被外族勢力所消滅的結局。

　　其次要“使民以時”，讓百姓不違農時的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掌握自然規律，創造更多的生產資料。如《周頌·臣工》中“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來牟，將受厥明。”描寫的就是周王在籍田間訓示農官，需在麥收之后及時地規劃田地的場景，引導百姓因時制宜，不浪費上天賜予的豐年。《毛傳》說：“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新、畬表示的就是休耕兩年、三年，由此可見，當時全國已經推廣了休耕輪種的制度。

　　此外，《周頌·良耜》還教導農民如何將雜草變為肥料，養育莊稼的具體辦法。總之，周王對于農業的重視不言而喻，因為“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豐衣足食，民眾各得其所，社會才不會出現失序與混亂的局面。（郭代杰）